再生資源經濟的形成和發展體現人與自然關系變化的新要求，反映出經濟活動與資源環境相互影響的新特征。工業經濟時代的大規模生產、大規模消費的經濟發展方式遭遇資源環境瓶頸約束之后，人類主義的生態哲學受到挑戰，生態主義的生態倫理日益贏得社會關注。在二者的較量中，一種新的具有平衡意義的新型生態倫理出現了，即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理念，有助于經濟與生態雙贏。在微觀層面，企業在處理利潤目標與資源環境問題的關系上，也出現了一系列的變化。在企業發展目標上，由早期的股東為上、利潤較大化轉向關注利益相關者、追求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的統一。在傳統工業經濟階段，糟糕的環境污染問題導致嚴重的社會損害，挑戰部門的執政能力，管制當局被迫強制企業進行污染治理。管制條件下，企業的決策目標是實現總污染處理成本（包括污染控制成本和污染損害成本）的較小化。由于二者存在一定的替代性，企業的策略是比較兩種成本的大小。當邊際污染控制成本和邊際污染損害成本相等時，企業總污染處理成本較小。由于此時還存在高昂的管制成本，因此，這種末端治理模式由于成本過高而難以為繼。

盡管后來創造出許多利用市場經濟和經濟政策激勵企業減少污染的制度化工具，但是這也只是一種事后處理的方式。排污權交易作為一種補償性環境管理工具，對企業而言，具有治污技術創新激勵和融資的功能，也為此后的資源環境管理服務市場化提供經驗。面臨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消費者的綠色消費需求、相關利益者嚴重的環境關切以及有關部門嚴厲的環境管制，當企業從源頭上解決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問題時，不僅可以實現污染事后治理成本的減少，而且有助于企業綠色競爭力的增加。當企業進一步地深入考慮工藝、產品和服務的環境影響，把資源和環境問題納入企業戰略管理，并進行流程再造、組織變革等系統性創新后，企業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就日益靠近了。此時，企業從傳統的經濟效率轉向系統性資源效率。再生資源經濟正是實現這一效率目標的可行之道。如果說資源效率反映出微觀指標，那么，生態效率則反映出宏觀指標。